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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梯诺尔理论审视三十年电力市场

发布时间:2017/11/27    信息来源: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诺尔(Jean Tirole)与麻省理工大学的保罗&-乔斯科(Paul Joskow)合作,分析了一系列关于电力市场结构、机制和效率等问题。

  近日,梯诺尔因其在“市场力量和监管分析”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获得了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获奖的同时,我国的电改方案也正在起草,并进行制度设计。

  梯诺尔的获奖及其理论,对我国电力市场改革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而言,是审视、借鉴和参考三十年来电力经济学相关研究结论的契机。同时,这也是避免因对电力市场复杂性和特殊性理解不足而可能带来的风险。

   不同时期策略不同

  就在梯诺尔获奖前一个多月,我刚好在一个关于售电侧改革的讨论中引用到了他2006年与保罗˙乔斯科合作的一篇关于售电侧市场结构与售电价格的分析。

  在这篇文章里他们指出,缺乏智能电表的情况下,独占垄断的市场结构能够形成比竞争市场更有效率的售电价格。这个颠覆了不少人“垄断邪恶,竞争万岁”认知的结论向人们揭开了这样一个事实:电力改革并不是简单的通过降低准入门槛、放松管制就能实现效率改进。这些简单的手段虽然在在改革开放初期曾释放了许多其他经济活力,但远不足以在现阶段带来电价下降,并改善民生、增加竞争力。

  这篇文献不仅是乔斯科和梯诺尔研究的缩影,也是三十年来电力经济学研究的写照。他们的研究背景是美国、欧洲和澳洲的许多地区已经完成了市场化改革并配套了许多政策和机制。他们回答的问题是这些机制必要么?为什么必要?这些机制的最优设计策略是什么?这些机制多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政府的管制不可或缺?

  作为电力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梯诺尔和乔斯科的这一系列具有框架和基础意义的理论分析和其他文献一起,向政策制定者、学界和业界展示了一副与其他市场图景截然不同的电力市场画卷。

  在这个画卷中,有市场势力和垄断,有信息不完全,有消费者对价格相应能力的低下,有电力系统的物理性约束带来的非凸供给可行域。在这个市场中,“自由竞争市场均衡即社会最优”这一结论的一系列前提条件都不存在。

  在他们2008年讨论政府价格管制的文献中,梯诺尔和乔斯科曾经指出,在电力市场这样一个有大量消费者没有能力也不会对价格做出即时反应的市场,指望供求双方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就实现社会最优,该电力市场必须满足一系列苛刻的条件,例如:

  实时趸售市场的价格准确反映发电的机会成本,

  发电资源是得到充分利用的,

  电力消费者有相同的消费行为模式。

  然而,在真实的电力市场中,这一系列的苛刻条件很难实现。比如,垄断的存在或政府的补贴会让市场均衡价格无法反应真实的发电成本;输电线的物理约束和输电能力限制使得发电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而工业、商业和居民用电行为模式更是千差万别。于是,通过让电力市场供求双方各自竞争的模式——或说菜市场模式—— 实现社会最优的可能性非常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管制和制度安排就变得不可或缺。问题在于:政府该管多少、管那些和如何管。政府管制又能多大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呢?梯诺尔在2006年和2008年的两篇文献中,分别讨论了政府设定电价上限、供电能力规划责任和供电能力价格、针对电力消费者特点的售电市场结构设计问题。

  如何处理输电资源投资?

  梯诺尔在和乔斯科的合作过程中,也着重关注了电力市场改革后的输电政策和投资问题。由于网运分离、调度中立和非营利化,各个市场都陷入了一个重要的困难问题:如何处理短期市场的输电拥堵和长期市场的输电资源投资?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前院长威廉˙霍根(William Hogan)教授曾说:“输电政策在电力市场设计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在不采用节点价格的市场,一些市场尝试用‘物理输电权’处理这一电力市场的关键问题; 而采用了节点价格的市场则采用了‘金融输电权’作为风险对冲工具,解决拥堵带来的电价风险。”

  梯诺尔和乔斯科在2000年前后对物理输电权和金融输电权在不同市场结构——竞争市场和有垄断及市场势力的市场——下的政策效果和后果进行了详细梳理。金融输电权,这一补丁式的配套输电制度安排,在和电力市场的市场势力结合后将会加剧市场势力给电力市场带来的效率损失。

  在其后的研究中,他们也指出了依靠市场机制的输电资源投资模式可能面临的严峻问题。例如规模经济会造成对输电资源投资的不足并造成投资错过最佳时机点。而构筑于科斯定理之上的双边或多边议价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证明了多边议价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上述问题。

  胡祖六先生在年初曾经说:中国现阶段的改革不再是享受低垂果实的阶段。以电改为例,并不能够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光靠放开管制就能迎来繁荣。相反的,没有对电力市场的经济特点和规律深刻的认识,没有针对中国可能选择的市场结构认真的分析,只根据“消除垄断、引入竞争”等原始朴素的观念就放开对电力市场的管制,其后果可能不仅不会带来改革红利,反而会因错误改革带来严重社会成本。

  电改是体现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

  经济学经过三十年对电力市场各个环节、参与者行为和漏洞的分析,已经积累了大量宝贵成果和结论。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的电改路径因制度沿革的轨迹,必然会和其他国家有所差异。

  就在梯诺尔获奖前一个多月,电力经济学的另外两位重要领军人物伯伦斯坦(Borenstein)和布什内尔(Bushnell)撰文指出,回顾美国二十年的电改历程,推动改革的动机与其说是效率改进,不如说是租值的重新分配。

  因此,我国的电改也会体现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必然是基于现有制度安排和演进路径下的。比如我国的电网调度很可能是收监管的盈利公司运营,而非欧美式独立非盈利机构运营。欧美的独立非盈利机构运营并不一定就适宜学习,不仅是因为我国国情,也因为二十年的实践。而且,该制度已显现出难以弥补的先天缺陷,例如输电权和输电租的分配缺乏合理机制的问题。

  因此,分析在我国特点下可能的市场结构及其效率和福利影响,提出切合我国市场结构和制度特点的政策设计,是必须在同步于甚至先于电改实施前及进行的研究和讨论。

  相较于梯诺尔的文献发表总量,他在电力市场分析方面的工作只是他研究的一小部分,但这些理论性工作却对我们理解电力市场化和电力市场有重要的意义。也使得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学界、传媒界和产业界有可能将目光投向活跃的电力经济学研究。从这个角度,梯诺尔的获奖对中国的能源经济学来说,不啻为一个发展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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